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对冲：高铁建设与中国战略新格局”研讨会3月4日在京举行，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大学自强教授高柏作了主题报告，会上还发布了由高柏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的最新著作《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

在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中，高柏教授通过对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牵动中国未来发展态势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最新变化的细致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其在《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一书中着力阐明的重要思想，即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重大危机或者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发展战略的调整来重新塑造国家竞争优势。

高柏教授认为：通过推进高铁西进，联通中国西部边疆和中亚、中东直至欧洲的亚欧大陆桥，可以加速亚欧大陆的经济整合，从而实现中国海权和路权的双轮驱动，形成中国在亚欧大陆经济整合和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中的对冲格局。由此不但能够开辟沿线中亚、中东以及欧洲等地区的新的国际市场，缓解传统市场外需不足的压力，还能够通过高铁带动的城市化西进，彻底改变中国地区和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从内外两方面消解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利因素，从而为开创由中国主导的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条件。

高柏教授认为，中国能否凭借高铁构建出21世纪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有赖于我们对当前中国高铁的建设和运营模式进行深刻反思，这也是《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这本书所要着重阐述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即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探讨如何重新评估和定位中国高铁产业的发展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书中引介的国外高铁建设经验对中国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高铁票价过高在中国广为诟病。书中“高铁=‘高价铁路’？”一章以早期法国与英国铁路政策中的票价问题为背景讨论目前中国高铁的定价问题。当年在发展铁路时，法国与英国都遇到了与中国高铁目前面临的十分相似的“贵族化”问题，既票价过高只有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然而，尽管两国发展铁路的路径不同，两国却殊途同归，在普通车厢的票价制定上执行了同样旨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法规和政策，即对最低票价进行严格限定，并对老人与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折扣。即使是在进入高铁时代之后，法国高铁经济座位的票价也不得高于同样路线的普通列车票价。

中国高铁执行高定价策略的最直接原因是铁道部必须要依靠卖票收入来偿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部分投资贷款。这显然是中国发展高铁的政策当中最不合理的部分。这本书“公共及私营部门在促进高铁发展中的作用”一章显示，欧洲各国以及日本在建设高铁过程中，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全部由政府财政负担。在德国，法国与西班牙，连机车都由政府出资。以上三国加上意大利的高铁还享受政府在运营方面的大量补贴。这些国家政府之所以愿意出资，正像书中“各国为什么造高速铁路”章节中显示的那样，是由于它们不把高铁视为一个简单的盈利工具，而是一个具有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意义的公共物品。这里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在进行高铁发展意义的评估时，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文字表述上，而根据书中“中美高铁区域经济与社会价值评估比较”一章中的研究显示，美国高铁建设评估则已经发展出复杂的计算模型，这就使得决策者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高铁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不至于由于缺乏全面信息而“一叶障目”。

当然，《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这本书并非是为中国当前政企合一、高度集中的铁路运输管理体制辩护，然而，“市场派”所主张的放松政府管制、全盘市场化甚至是私有化的改革路径绝非中国铁路体制改革的唯一选择。与其对现有体制怒其不争，大加指责，群起而攻之，不如回归理性，对其优势、劣势进行鞭辟入理的冷静分析，这才是支持中国铁路体制改革所应抱持的态度。在这本书“中国铁路体制一无是处？”一章中，作者对中国如何凭借体制优势，采用“政府导向集成创新模式”实现高铁跨越式发展的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然后分别与中国在铁矿石谈判、电力和电信产业自主创新标准推广中的迥异处境进行比较，进一步说明了举国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自主创新方面所具备的优势。

明确高铁在中国未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并深刻反思现有体制的缺陷，尤其是对通过去年发生的铁道部个别高层领导贪腐案和“7.23动车事故”中暴露出来的铁道部在管理和软件系统建设方面的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纠正和改进，不仅关涉到高铁这一战略性产业的战略意义能否最大化实现，也有助于厘清中国下一步体制改革的方向。